2023年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獲獎作品《墜樓死亡的剖析》，就像一個同時拋著3個球的雜耍藝人，在敘事執行力方面令人眼花繚亂。它既是講述一樁懸案的強劇情驚悚片，又是呈現一段破碎婚姻關系的家庭片，而在場景呈現上，它還是一個讓所有戲劇沖突集中爆發在法庭上的律政劇。能同時完成這三重使命，導演茹斯汀·特里耶功不可沒，戛納評審團將大獎頒給她，無疑是為了表彰這些看得見的優點。
在表層文本之下，《墜樓死亡的剖析》（以下簡稱《墜樓》）還隱藏著一些更復雜甚至更具理論色彩的知識分子課題。當我們無法掌握事件全貌時，究竟該如何辨別真實和虛假？當真相與敘述短兵相接時，我們究竟能否堅守對前者的追求，還是會被后者的情感力量征服？從《索爾菲雷諾之戰》到《西比勒》，導演特里耶一直癡迷于探討文本和真實之間相互糾纏的復雜關系。而在《墜樓》貌似直白商業的類型片殼子下，她卻將自己對“敘述”的省思推向了極致。
一位陷入不幸婚姻泥沼中動彈不得的成名雙性戀女作家，正在抓住少見的機會接受一位文學系女生的上門采訪，并借著酒勁與之曖昧調情。但嘈雜的音樂此時恰在樓上響起：她的丈夫——一個剛剛辭去大學教職，試圖像妻子一樣全職寫作的男人——清楚妻子的日程安排，因而故意不想讓妻子的（采訪與調情）計劃得逞。采訪不得不中斷，女生與這一家人中的兒子先后離開，躲避尷尬且吵鬧的情境。當患有視障的兒子散完步回家時，引領他的導盲犬率先發現了驚人事實：音樂依然在響，阿爾卑斯天空中的太陽也依舊在照耀，孩子的父親卻滿頭是血地墜落在雪地里，斷了氣。
究竟是自殺、意外還是他殺？法醫找不到充足證據證明或是排除其中任何一種可能，于是事發時唯一的在場者、死者妻子桑德拉被指控為嫌疑人，不得不接受調查。在這部影片接下來的兩小時里，我們不得不與法官、律師、陪審團和未能目擊現場的兒子達尼埃爾一樣，通過自己的目光和各方提供的線索尋找真相。在這個過程中，桑德拉和丈夫薩繆爾的關系也會像后者的尸體一樣被冷峻的手術刀切分拆解，遭遇最嚴厲的檢視。
從整體設定中，我們能看出全片的組織結構。這是一張由各種關系交織而成的錯綜網絡，每個人都在與他人的關系中試圖確定自己的位置，卻又常常在關系的流動多變中迷失。
其中最奪人耳目的，自然是桑德拉和薩繆爾的夫妻關系。通過法庭上的只言片語和碎片旁證，我們能拼湊出這段關系在薩繆爾死前的些許面貌：它正因雙方在承擔家庭責任方面的不平均、在世俗成功意義上的失衡、在社會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在情感方面的不同訴求，以及在性格與處世態度方面的根本分歧，而一點點走向分崩離析。我們像是在觀看又一部《婚姻故事》或《克萊默夫婦》，雙方都沒有犯過不可饒恕的錯，大家各有各的道理和苦衷，即便如此，依然相愛的兩個人仍會走向互相怨恨和傷害。
但在表面之下，影片還構建了一層更微妙的關系：觀眾和女主人公之間的關系。占據影片大部分時長的律政劇形式，將觀眾牢牢定在了法庭中陪審團的位置上，我們通過事實、推理和情感的指引，將共情心傾注在控辯雙方其中一方之上，并與之一起對另一方同仇敵愾。隨著真相不斷被揭露，謊言不斷被拆穿，我們對各方的信任關系也在經歷微妙調整：一開始會本能地厭惡對桑德拉進行有罪推斷，以及對她橫加質疑的檢方律師；但隨著庭審深入，我們發現桑德拉并不像我們一開始想的那樣誠實。于是情感的天平發生細微偏移：桑德拉此后說的每句話，都會在我們心中遭受更多質疑，與此同時，檢方發出的每個刁難，甚至包括他們在之前提出的種種質問，在我們的后見之明中也愈發顯得合理。片中控辯雙方的策略博弈固然精彩，但存在于編導和觀眾之間、針對后者對女主角的情感認同所進行的心理博弈游戲，才更接近全片的重點，也是讓影片將懸念保留到最后一刻——甚至保留到影片結束之后——的秘訣。
而在它真正的核心地帶，影片為不同材質的文本設置了曖昧復雜的關系。全片整體上采取寫實主義視聽和敘事策略，但每當控辯雙方在庭審中提出無法被事實驗證的推測和回憶時，鏡頭便會從坐在旁聽區的兒子達尼埃爾的視點出發，呈現出極具主觀幻想色彩的“心理映像”，有時是父親自殺的畫面、有時又變成母親在狂怒中猛擊父親的畫面。隨著這些映像的累積，它們在影片臨近結尾處最終變成了“現實”：達尼埃爾親自作證，在證人席上復述了父親生前一段帶有自殺傾向的獨白。但父親的聲音從未在導演拍攝的閃回段落中現身，兒子的轉述也因為這個精心設置的錯位細節，增添了幾分真假莫辨的曖昧性。我們不禁好奇：這段獨白究竟是兒子的真實記憶，還是他為了挽回這個有可能徹底崩塌的家庭而向法官編造的敘事？
影片直到結束也沒向我們挑明答案。但真相或許不是很重要。法官顯然在情感上被達尼埃爾的說辭打動了，局勢因而翻轉，桑德拉被無罪釋放，達尼埃爾也重新接納了這個他或許并不信任、卻足夠愛的母親。而《墜樓》最耐人尋味之處，也正關乎它對于“敘述”本身的復雜情感：一方面，它對所有的敘述保留著本體意義上的懷疑，但另一方面，它又無條件地相信著人類的情感動物屬性，從而相信敘述本身的無限力量。
對“敘述”的省思，確認了這部電影能夠超脫于同類婚姻故事獨立存在的意義；至于整個案件的真相，或許僅僅掌握在那條不通語言、卻洞察一切的邊牧導盲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