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輕、拘謹的心理學博士泰勒·本-沙哈爾站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首次開講“積極心理學“。當時，僅有8名學生選修了他的課，中途又有兩人退出。他堅持了下來。在空蕩蕩的教室里，他每周一次和6個學生探討一個人生終極之問——如何讓自己和別人變得更幸福。
到第二學年，選修的人數激增至380人，有超過20%的學生反饋這門課改善了他們的個人生活；該學年第二學期，有855名哈佛學子選修了這門課。不到一年，沙哈爾的積極心理學成為哈佛最受歡迎的課程，他的另一門課“領導心理學”也是該校最熱門的課程之一。
這位剛站上講臺不久的青年學者因此成為哈佛史上最受歡迎的導師之一。在共享精神的推動下，自2006年起，他所講授的“積極心理學“（又被稱為幸福課）被拍攝、制作成公開課，向互聯網免費開放，其影響力迅速溢出哈佛校園，在全球范圍內被無數人收看、下載、分享。沙哈爾和主講“公正”課的哈佛政治學教授邁克尓·桑德爾一道，成了有世界知名度的學者。
現年53歲的沙哈爾在以色列出生、長大。他的祖輩是生活在歐洲的猶太商人，在上個世紀的猶太復國運動中，他們攜家帶口回到上帝恩賜的“應許之地”。在沙哈爾的童年記憶中，身為生意人的祖父每天都會花幾小時鉆研《希伯來圣經》和《塔木德》。
除了正統猶太文化的熏陶，他的童年也籠罩在巴以沖突的流血暴力和恐怖事件陰云下?！懊刻煸缟闲褋?，我們都會擔心去學校乘坐的巴士上會有炸彈；去餐廳吃飯，會擔心餐廳被炸?！彼届o地回憶。對于戰爭的第一記憶，來自他不滿3歲時窗外拉響的警報聲。
兒時記憶和父祖輩們的堅韌，給沙哈爾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在美國求學并獲得學術成功后，他辭去了哈佛教職，回到家鄉以色列，創辦“幸福研究學院”以推廣積極心理學。
在哈佛讀書時，他曾跟隨著名華裔學者杜維明學習中國哲學。儒家人文主義和道家思想讓他既覺得親切，又有被智慧“點亮“之感。在推廣、發展積極心理學的過程中，他也從《道德經》《論語》《大學》這些中國傳統經典中汲取理論和實踐智慧。
新冠疫情暴發前，沙哈爾平均每年兩次來中國講課，他所創辦的“幸福研究學院”在中國有四百多名學員。
時隔四年，他于2023年9月底再次拜訪中國。在上海一家充滿1990年代奇特風情元素的酒店內，就創傷、反脆弱、儒道之學，以及如何戰勝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并獲得成長等話題，他接受了我——一個對“幸?？茖W”和工具方法論持部分懷疑立場的中國記者——的采訪。
2020年3月27日，受新冠疫情影響，訓練館不開放，一位母親陪著孩子在小區里進行訓練
沒有人是孤島——如何應對創傷和無助
南方人物周刊：與四年前比，這次和你的學員、合作者以及學界同行見面交流，你是否覺察到中國人的精神、心理面貌有一些變化？
沙哈爾：我感受到了一些。但是，我在中國所經歷觀察到的，并非中國獨有的。過去三年對人們充滿挑戰，他們變得比過去更焦慮、更悲傷、更憂心忡忡。我們所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如何克服焦慮、悲傷或者擔憂，也是如何在經歷這一切后有可能變得更強韌。
這正是幸?？茖W在今天為何如此重要，因為它向我們提供了工具、技巧和建議，幫助我們在經歷艱難困苦后有可能變得更強韌。
南方人物周刊：這四年中，你有留意過來自中國的社會心理調查報告，或者和中國的心理學界同行有相關問題的交流嗎？
沙哈爾：2021年，也就是疫情時期，我和清華大學的彭凱平教授有過一場對談。我們發現：文化差異當然存在，但從全球范圍看，人們的相似之處多過不同之處，中國人和美國人、巴西人、德國人、澳大利亞人一樣，都比過去有了更多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全球大流行病影響到世界各個角落的人。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心理學家、政治領袖們需要合作，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就是為什么我這么期待再次與彭教授對話。
南方人物周刊：你們那次聊了疫情下哪些社會心理問題？
沙哈爾：我們談到紐約大學教授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反脆弱”，是關于我們在經歷艱難、困苦或創傷之后如何有可能獲得成長。修復只是恢復到過去的狀態，我們還應該從經歷中獲得成長，不是PTSD，而是PTG（“創傷后成長”）。
現在，大多數人經歷創傷后并沒有得到成長，他們要么患上了PTSD，要么有其他形式的心理問題，譬如焦慮、失去安全感、悲傷，甚至抑郁。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學校、機構、家庭能做些什么來幫助大家提升獲得PTG的可能性，我們能做些什么來提升反脆弱的能力。
南方人物周刊：有位知名心理學家提出過一個洞察，他說：在中國，社會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現在是、未來也繼續是心理學研究的主流，因為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幾乎是被他所處的時代所決定的；而在美國，臨床心理學是主流，因為美國人總是想找醫生解決他/她的個體精神危機，譬如為什么就是感到不快樂。在這兩個精神人格畫像如此不同的國度，處于“非主流”的積極心理學能起什么作用？
沙哈爾：確實如此。我想從儒家經典《大學》里找到的一個章節來回答這個問題?？鬃拥牡茏釉釉凇抖Y記·大學》里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比寮艺J為：一個人如果想在天下倡導美好的道德，應該從自身做起，然后上升到治理好你的家庭，然后到治理好你所在的國，再到天下。你知道杜維明嗎？他是我在哈佛時的老師，我跟著他學習儒家人文主義。他講到孔子是如何從“天下”的大圈子，到國，到家，再到自身，從修身開始。對我而言，中國哲學非常善于把個體的人和社會結合起來。
孔子是正確的，如果我們想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我們不能只盯著社會層面的事務，當然也不能只是盯著臨床性的（治療方案）。我們需要從整體性看，從個體、家庭、國家、天下等各個層面分析、理解、行動。
2020年6月12日，武漢，通往大路的鐵門還在封閉中，老巷居民晚餐后自發在家門口跳舞健身
南方人物周刊：能具體講講怎么行動？譬如中國的年輕人現在面臨就業困難，很多人去考公、考編、考研，競爭也因此變得異常激烈。如果在就業、考公、考研中反復失敗，就會導致心理學上說的“習得性無助”。像這種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定群體心理狀態，積極心理學如何發揮作用呢？
沙哈爾：對付“習得性無助”最顯而易見的辦法，是繼續行動。因為“習得性無助”的典型特征，是不再行動，只是放棄、退縮，再次嘗試成為一種巨大的挑戰。所以，即使你失敗了，還是要去嘗試，如果失敗了五次，就嘗試第六次。成功人士，譬如成功的企業家，最重要的特質之一是能做到屢敗屢戰。這是針對一般情況。
更具體地說，“習得性無助”的解藥之一是去幫助他人。我來解釋一下：多年來，美國針對高風險人群有過大量社會調查研究。這里所說的“高風險人群”指貧困社區的居民，那里犯罪率通常很高，孩子們在學校里表現糟糕。研究者們最初來到這些貧困區，向那里的居民提供食物、錢等等，為他們提供各種資助項目，結果發現他們中處境得到改變的很罕見。最后，研究者發現：改變他們處境最有效的途徑，是讓他們起來、去幫助其他人。當他們開始這么做時，就能擺脫“習得性無助”，變成有能力幫助他人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用當下中國人的話來講，這很正能量。
沙哈爾：它確實有效。所以，讓我們更幸福的最好辦法之一，是思考如何能讓他人更幸福，而不是總讓自己處于無助狀態。就像孔子教導的，把自己和社會、和社區連接起來。此外，它也是一種讓人的自我感覺變得更好的方式，這通常是臨床心理學所關注的。我們需要開始思考影響社會現實、我們周遭的現實，因為幫助身邊的人其實也是在幫助我們自己。
因為沒有人是孤島，我們都是整體的一部分。
2022年1月11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醫護人員為民眾做核酸檢測
有靈性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作為一名積極心理學家，你在疫情期間、特別是封鎖隔離期是如何度過的？
沙哈爾：首先，我不時會感到掙扎。生活確實變得艱難了。你知道我很渴望到中國來，我也渴望擁抱我的朋友們。我大概有一年多沒法見到父母。我們住在美國的新澤西，而我父母都在以色列，他們年紀都很大了，我們很擔心他們會感染新冠，但又沒辦法旅行。我非常想念他們，這很有挑戰性。
我也沒法和朋友們去餐廳吃飯。我們家經常有朋友來拜訪，門總是開著的，很多人進進出出，我和妻子的朋友、孩子們的朋友。突然間，疫情來了，房子里只有我們和孩子。我們當然要為已有的一切感恩，但是沒法看到我們所愛的人，不能和他們在一起，總是艱難。
此外，我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上課、做講座，所以經濟層面也面臨挑戰。所以，在很多方面，我的感受都很掙扎。
為了面對這些挑戰，我回到了積極心理學最基本的方法：譬如，我知道健身對良好生活來說很重要，我過去每周運動三次，疫情期間就增加到五次；我過去每天都做正念訓練，現在增加更多訓練，有時做瑜伽，有時是太極，有時是氣功，有時冥想；我也盡可能和家人有更多時間在一起，每天全家人都在一起吃晚飯，交談，有時也會哭。
我也繼續保持工作，繼續寫作，繼續閱讀。最重要的是，允許自己經歷所有這些情緒，不要和悲傷情緒決斗，不要想著消滅焦慮，接受它們的存在，允許這些情緒、感受像水一樣流過我的心靈，那是老子所運用的比喻，不要試圖“拉黑”或是阻止、打斷它們。
南方人物周刊：封鎖時，你有過情緒失控的時刻，譬如對孩子大喊大叫？畢竟，和3個十來歲的孩子整天待在一個房子里，這也很有挑戰性。
沙哈爾：是很有挑戰性。我一般不會朝孩子大喊大叫，但有時確實被他們搞得很火大。即使現在可以自由外出了，我有時依然會被他們搞得很火大。我認為很重要的是，父母愛孩子的同時，還要為他們設立界限。
所以，疫情期間，當我的一個孩子沒有做學校布置的功課時，我非常生氣，我告訴他必須做出改變，因為老師已經投訴了。人們認為你是個教授幸福學的教授，你的家里就一定一直充滿快樂、和諧的氣氛。但實際不是這么回事。你必須理解這一點。
南方人物周刊：想問一個很私人的話題，你有宗教信仰嗎？個人感覺，積極心理學是一門強調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但是，相比一套工具、方法，一個人能夠長期保持積極、健康的心理狀態，價值、信念甚至宗教會不會更為重要呢？
沙哈爾：我有宗教信仰。但在我的課上，我強調的一個重點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夠過一種富有靈性的生活，無論是否皈依某種宗教。因為當我們找到了自己做事的意義，我們就擁有了靈性生活。我可以是一名教師，可以是一名機構管理者，我在我的工作里找到意義感，因此感受到靈性。我可以從養家中找到意義，也有了靈性體驗。
所以，與其是說我是宗教性的人，不如說我是靈性的。在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里，我都感受到意義和目標。
南方人物周刊：看來，我們似乎都認同一點——在積極心理學的冰山之下，必須有更為基礎性的東西，如價值、信念、信仰或者宗教等等。
沙哈爾：的確如此。這些東西會讓我們擁有人生的目的，在生活里找到目的。我再一次強調，我們可以在不同領域找到它，有些人在信仰里找到，有些人在工作里找到，有些人在家庭里找到，或是在其他地方找到。
總之，去做一些你相信的、對你來說重要的、意義重大的事。那就是關鍵所在。如果你想做得很好，并且能長期堅持下去，你也需要找到你天賦所在的地方。
南方人物周刊：你來自以色列，有猶太文化背景。從你自己的家族、族群的生命故事中，可曾總結過一些經驗或智慧？
沙哈爾：很多人問我，為什么你來中國的次數比到其他國家更多，為什么你會有這么多中國學生。我回答說我第一次來中國大概是20年前，感覺很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這是真的。因為猶太傳統和中國傳統有很多相似的價值觀，譬如重視家庭、家族，家的觀念在我們的歷史里很重要。我感覺自己和中國有很強的連接，包括和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哲學。
至于你問我從我的先祖和族群史上學到了什么？首先，我們能夠克服長久以來的苦難，是依靠與力量之源的連接，包括自然和社群。這是兩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我所說的自然，既指外部世界，也包括我們作為人類的天性。所以，老子談到向自然學習的重要性。道家說“道法自然”，地之道，天之道，即“道”。
我想和你分享《道德經》上的一段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碑斘覀兒妥匀贿B接，就能從中獲取力量。這是力量的第一源頭，然后是第二源頭。儒家談到最多的是社群，并大量地談到了社群在一起時的種種儀式。在猶太教中，當家族成員在一起時，我們也有很多儀式。我去中國朋友家做客時，經常會和他們的父母、有時是和祖父母們坐在一起。他們通常都說中文，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但是我能理解這種連接，因為在以色列也能看到相同場景。那就是我們猶太人的力量之源——自然、社群，也包括家庭。就像儒家所教導的：從自身到家庭，再到更大的群體——國、天下。
南方人物周刊：我想問一個更富個人經驗的問題。記得我童年時，每天幾乎都能從電視上看到關于巴以沖突的國際新聞，包括自殺式襲擊，當時覺得十分可怕。你的童年、青少年在以色列度過，這種來自外部世界的暴力信息甚至經歷，對你和你的小伙伴們有困擾嗎？
沙哈爾：你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長大的。每天早上醒來，我們都會擔心去學校乘坐的巴士上會有炸彈；去餐廳吃飯，會擔心餐廳有炸彈。
我對戰爭的第一記憶來自我不滿3歲時，當時街上響起了警報聲，我們不得不沖到地下避難所躲起來，因為擔心會被炸傷或者炸死。所以，你理解了我是在怎樣的環境里長大的，我經歷了這些東西。
南方人物周刊：不滿3歲啊，作為一個孩子，怎么面對這種每天和死神擦肩而過的恐懼？
沙哈爾：就像你應對所有其他的創傷、困難和艱難一樣。你身邊有社群支撐你。你談論它，把它寫下來。同時，堅持鍛煉，找到對你來說有意義的事，找到你可以表示感謝的事。當我們面對創傷性經歷時，這些辦法總是有用的，不管遇到的是新冠疫情、失業，還是失去了所愛之人。
這些都是幸?？茖W所教給我們的工具和技巧。
